天地本不全，万物皆有缺。一坛美酒经过贮存损耗而升值，一件文物因残缺灭失而珍贵，一段历史因遗忘散佚而流传。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一万里，人们为此自豪时，却鲜少有人能道出家乡的故事。无论是人，还是一个地方，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，需要一点儿运气。对于大部分内地乡镇而言，地名可能是仅存的历史遗传标记。解读地名，不失为一种重建过去、建立文化与情感的可靠办法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年间《江南通省府州县舆地图说·亳州图》（局部）
一、
观堂古地名不少，有谯陵寺、观音堂、武家河、狐狸涧、洛家湖等，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谯陵寺。史载曹操曾在谯东五十里筑“精舍”，“春夏读书，秋冬狩猎”。此处语境中的“谯东”，可不是今天谯城区边界以东五十里，如果这样理解，曹操所居应在今河南省辖界内，这可真就是南辕北辙、大错特错了。古代语境中的地名一般特指治所所在的城池，而非整个行政区域。如果要指代整个行政区域，则往往会称呼为“谯县界”“城父北界”之类。
地名本是历代先民地理开发活动的痕迹。开发较多的地方，地名便稠密，反之则稀疏。同样，开发较多的地方，更名较多，反之则较原始。在两千多年前的东汉时期，地广人稀，除了城池与周边城厢，距离较远的地方一般称之为乡野，甚至连名字也是没有的。因此，村镇名在宋代以前的古籍里是极为罕见的，基本都是城池名。只要有宋代以前的古地名流传，那当地必定有城池或规模颇大的开发活动。
结合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来看，谯县的城址变化较小，基本上接近今天亳州市旧城区的位置。旧城以东五十里有谯令寺，正好与《魏武帝集》的记载相合，把谯令寺当作曹操故宅应是毋庸置疑。近年来，一些地方学者便以此为据，将“谯令寺”更名为“谯陵寺”，并称呼此地为“曹家孤堆”，附近的河流被称为曹操养马的“拦马沟”。
当我们回归到地名起源的原点，以上推断就存在一些可疑之处。明嘉靖《亳州志》是最早提到“谯令寺”的典籍。文称“谯令寺”在“城东三十里”。如果坚称谯令寺即魏武故宅，相距里程便无法对应。嘉靖《亳州志》同样记载了魏武故宅的区位，认为在城内的按察司附近。并云嘉靖三十三年拆毁，“故址尚存”。然而，这个说法却与更早的文献对不上，《水经注》载：“城东有曹太祖旧宅，所在负郭对廛，侧隍临水。”《魏书》曰：“太祖作议郎，告疾归乡里，筑室城外。习读《书》《传》，秋冬射猎，以自娱乐。”清乾隆年间的亳州知州郑交泰等曾实地寻访，认为嘉靖《亳州志》有误，实际位置应该是谯东五里，毗邻东台（东观稼台）。
城内满足不了以上条件，距离城池太远的谯令寺也不太符合常理。居住在靠近城池与河流的城东五里，却符合曹操家族的活动轨迹。城南有曹操堌堆，为曹操家族墓群。据嘉靖《亳州志》又载，城东五里有魏文帝庙，纪念在此出生的曹丕。城东七里有魏武帝庙，宋代文士穆修为之作记。穆修称“秦汉以还，首事之主得庙祀乡里”，魏武帝庙在北宋初年“庙像咸存”，宋真宗还命令知州张知白修缮。综合来看，郑交泰的说法应是可靠的。
二、
就史源分析而言，谯东五十里的说法虽然是《三国志》与《魏武帝集》所载，但这两本书的定本均是清乾隆年间以后，成书于北宋的《广川书跋》记为“谯东五里”。然而由于清代刻本流传更广，层层叠列，谯东五十里的传抄也就坐实了。纵然坚持谯东五十里的说法，按照嘉靖《亳州志》记载来看，谯东三十里为谯令寺，谯东四十里为观音堂集，即使考虑到汉里略小于明里，魏武故里也相距颇远。
如果说谯令寺与魏武故宅无涉，那么“谯令”从何而来呢？嘉靖《亳州志》记载的谯东三十里至五十里的地名不少，有一个地名与谯令寺字根相同，即“谯令谷”。“在城东北三十里，魏武帝操至谯，令军士筑之。有谯令碑，今废。”北宋时期，欧阳修曾短暂仕亳，喜搜古代碑记，他考察了亳州辖境内的太清宫、魏武帝庙等古迹，并在《集古录》一书中记录了大飨碑、幽州刺史碑等在亳碑文的流传情况。此书中却独无谯令碑，按照常理来说，欧阳修应该不会错过这处汉魏古碑。比较合理的说法是，谯令碑并非汉魏旧物，而是后人纪念的碑文。
实地考察来看，谯令寺至今依然相较周边农田高出五米多，面积大约一亩多。平原地区出现高台，一般多因人为改造。《三国志》载“（建安）十四年春三月，军至谯，作轻舟，治水军。”曹操父子多次驻军谯县，大兴屯田。“（文）帝以谯旧乡故，大徙民充之，以为屯田。”谯陵寺所在地位于武家河（今武杨河）与涡阳河套地带，有灌溉之利。在此处搭建一个类似于观稼台似的瞭望台，监督周边流民屯田，实在情理之中。所谓“谯令谷”，即当地官员谯令设置屯田的地方。明清亳州地方志中记载了汉魏间多位谯令的名字，其中一些与屯田相关，如上文引用的卢毓。后世因之为庙，祭祀曹操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，抬头三尺有神明，乡野村镇常有庙。这些信仰活动没有排他性，不能因为彼处有庙，此处有庙便为伪。如果没有相反的考古证据，谯令寺与谯令谷有关，系曹操屯田练兵之所是站得住脚的。
历史是一个层累的过程。时代愈后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。历史是当下人特定意识下志趣的产物，必须紧跟着当下的活动。作为过去的历史必定要从混杂化走向匀质化，乃至全能化，历史人物的功能也是如此，这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。曹操的事迹愈加丰富，与曹操有关的附会越来越多。最初关于曹操的古籍记载多在旧城附近，后来渐渐扩散到全域，甚至于谯城也出现了两三个疑似高陵。就像民俗故事里的乾隆，处处留意，每每留情，但至少有益于一时一地，这种做法古今皆同。
相较于谯令寺的渺茫难寻，观堂地名的由来略清晰一些。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明代，明嘉靖《亳州志》有载。原名观音堂，附近有多处庙宇。据清代的几部地方志来看，一处为“东北七十里，弘治五年修”的观音寺，一处为“泰山庙”；另外当地建有观音桥。因庙得名，观音堂集的名字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里建立了观堂区政权，隶属于雪涡亳县管辖。据笔者收藏的古旧地图来看，敌伪政权绘有“亳县警察所四月份‘匪队’盘踞地点图”，特别标注观音堂集与附近的刘集为新四军彭雪枫部活动区域，有五千多人枪，为敌伪政权所忌惮。观音堂集被简称观堂，一来是出于沟通的便利，二来或有避讳宗教因素的原因。这种地名的减字非常普遍，原本的三字或四字地名，普遍减字，如立德寺简称立德，龙德寺简称龙德，十字河简称十河，张信溜简称溜集等。
三、
在观音堂地名出现的明代，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苦地方。南宋以前，黄淮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，人口蕃息，较为富庶。南宋初年，为了阻止金兵南下，掘开黄河，遗祸千年。黄河屡屡夺淮，极大地摧残了原本繁华的两淮地区，彻底改变了两淮地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态。曾经繁华的黄淮流域日渐衰落，从天下之中变成黄泛区，成了贫困、落后与混乱的代言词。如道光《亳州志》载：“元明以来，河决则入焉，往岁为剧，以致沿淮诸邑咸罹其害，而亳尤据。河不治，则灾不除。”“武家河处南北之中，受沟渠极多，而淤塞亦独甚。此涡河两岸所以虽称膏腴，而五马沟、保安集诸保，仍不免有北湖之名。”
这种地理生态的变迁在地名上也有印证。查1943年小地名较为详细的《安徽亳县全图》，观堂镇以北有泥台店，以南有沙土集，本地有洛家湖、李湖、李洼、房洼、张苇坑与狐狸涧等，无不印证着这里曾经洪涝频繁、生活艰难。故而至今当地居民仍有把下田劳作称为“下湖”的说法。民国以后，又有1931年江淮大水、花园口决堤这样的重大灾难。
黄泛区不是一个地理位置，而是一种政治地位。农民也不是一个经济身份，而是一个政治身份。古人曾感慨，天下兴，百姓苦。天下亡，百姓苦。对于农业文明而言，由于有限的生产力，粮食才是最重要的货币，农业生产才是最重要的财政措施。王朝衰亡自不必说，王朝强盛时想要富国强兵，也不得不耽误农时，担子最终总要压到农民身上。古代各种增加财政收入的变法最终瓦解，根子都在这里。
哪怕是曹操的屯田，当时的流民生活也谈不上优裕。大部分收入要上交朝廷，还要服徭役。《三国志·魏书》曾记载了一个关于屯田的故事。曹魏曾经下令各地征集妇女与寡妇，分发到妇女较少的地区，增加人口。河东太守杜畿每年送往外地的寡妇很少。他调任朝廷后，继任的赵俨一改从前。曹丕责问杜畿：“以前你送得那么少，我以为河东没有寡妇。现在为什么又多了起来？”杜畿厉色道：“我以前征集的寡妇，都是死人妻。现在赵俨征集的，都是活人妻！”曹丕与左右顾而失色。须知，赵俨可不是什么贪官污吏，而是世人所称赞“刚毅有度”的“美士”。
观音堂从一个寺庙变成一个区域的地名，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憧憬。在时代的洪流面前，绝大多数人渺小得像一粒灰尘，风雨飘摇地活着。大多数人默默地承受活着的重压，无声地走向死亡的结局。然而，面对困境，绝大多数人也在做出自身的抗争，哪怕这种抗争以妥协的形式，哪怕拼搏的结局是虚无。坚强地活着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，这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观音堂何尝不是古代民众沉默的低音呢！
所幸的是，今日观堂与昔时大不相同了，水患洪涝成为遥远的过去。河流沿岸风景旖旎，一路上所见多是农民的药田、晾晒的药材，尤以菊花产量为高。初秋时节的小镇熙熙攘攘，我们去的那天正是逢会日，街面上各色生意齐聚。女儿远远看到蜜雪冰城的大红招牌，喊着要吃冰淇淋。天气转凉，我便给她买了牛肉盒与烤香肠。
她说：“牛肉盒真好吃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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